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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实务:我国民法典中法律行为解释规则的构建

发布时间:2019-04-15 点击次数: 次 来源:互联网整理,仅供参考
  目次
 
  一、引言
 
  二、意思表示解释与合同解释
 
  三、意思表示解释与法律行为解释
 
  四、法律行为解释规则的构造
 
  五、对《民法总则》意思表示解释的评释
 
  六、结语
 
  摘要: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在总则中抽象规定法律行为或意思表示解释规则,无须区分法律行为解释与意思表示解释。在设计解释规范时应把握解释的对象与目标、解释的类型与解释的方法三个规范层次。解释规则应明确解释的对象与目标,然后再按照一般解释与补充解释的结构来设计规则。一般解释分为自然解释、规范解释以及对社会公众所作出意思表示的解释三种子类型。同时,关于解释方法,未来民法典应放弃具体列举解释方法的做法,改采用更为抽象的表达形式,以更好适应各种解释情形的需要。
 
  关键词:民法典 法律行为解释 意思表示解释 合同解释
 
  一、引言
 
  法律规则离不开解释。解释是法律的生命。正如罗马法学家切尔苏斯(Celsus)所言,认识法律不意味着抠法律字眼,而是要把握法律的意义和效果。同样,法律行为作为当事人为自己制定的法律,也离不开解释。
 
  我国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法律名称中均省略国号,直接简称《合同法》,其他法律亦同)第125条、《民法总则》第142条都明确规定了法律行为或合同的解释规则。虽然《民法总则》是作为未来民法典的一部分,即民法典的总则部分,予以制定的,但在统合之前,民法总则仍有变动的可能性,以使其与各分编相协调。因此,如果现行总则规定有欠周到之处,就仍有必要予以讨论,以便在统合时予以考虑。
 
  本文即针对我国现行法上关于法律行为或合同的解释规则,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所指引的法治方向与法治任务,进一步探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法律行为解释规则构建的完善问题。
 
  二、意思表示解释与合同解释
 
  我国《民法总则》第142条将法律行为解释规定在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一节(第二节)。然而,我国《合同法》在第125条也规定有合同解释的规则。如果联系到《德国民法典》在总则编的第三章法律行为之下分别在第二节意思表示(第133条)和第三节合同(第157条)中规定有不同的解释规则,似乎法律行为或至少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就与合同解释规则有所差异。在我国未来统一的民法典中,是否应该规定这种不同的解释规则呢?
 
  对照《法国民法典》,该法典中规定的是合同解释,即将法律行为解释规定在第三编(契约或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定)第三章(债的效果)第五节“契约的解释”中,从第1156条至1164条。2016年10月1日《法国民法典》债编全面修订之后,“合同的解释”与合同的订立、效力并列,作为“合同”标题之下的一级标题被规定,从第1188条至1192条。在《意大利民法典》(第1362-1371条)、《比利时民法典》(第1156-1164条)、《西班牙民法典》(第1258、1281-1289)等都有类似的处理方式。其实这些国家的民法典解释规则还有一个特定就是对解释规则规定得较为详细。
 
  《德国民法典》模式国家,如《希腊民法典》(第173条、第200条)则规定的较为抽象。《葡萄牙民法典》(第236-238条)也属于此类简洁型。
 
  较为特殊的是《荷兰民法典》,它完全放弃了在民法典中规定解释条款,而是将解释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任何关于解释的条款总是过于抽象,因此不如留给判例来直接完成解释工作。
 
  上述两种体例其实并无区分的必要,因为合同本质上也是由意思表示构成的,对意思表示的解释自然也是合同解释,即双方型的意思表示解释。之所以有上述不同立法例的存在,实际上是《德国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过度区分所造成的,两者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也没有第133条与第157条文义本身所表达出来的那样的差异。后来的学者们也认识到了当初区分理由不足的一面,因此在学术上学者均放弃这一区分做法。
 
  《法国民法典》采用合同解释体例,实际上也是《法国民法典》没有采用总则这种抽象立法技术使然。
 
  DCFR体例。欧盟委员会委托专家起草的欧洲民法典草案《共同参照框架草案》(DCFR)是在总则中规定了法律行为的“解释”(第八章)。该章共有两节:合同的解释、其他法律行为的解释。这一体例可资借鉴。
 
  因此,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鉴于《民法总则》中已采用抽象立法技术在法律行为制度中规定了法律行为解释规则,分则的合同法部分就不应再重复规定解释规则。
 
  三、意思表示解释与法律行为解释
 
  意思表示解释与法律行为解释在法律文献中时常被提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学界认识也并不一致。通常情形下,人们并不刻意区分这两个概念,因此对其做混合使用,将其视为是大致相同的概念。梁慧星教授则明确表明,“法律行为的解释亦即意思表示的解释”。这就如同德国19世纪人们即并不刻意区分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一样。但是,学说上也有主张,意思表示解释不同于法律行为解释。这种学术观点的基本立论是,“意思表示的解释”在对合同是否成立的判断阶段才有特别的用场,因为判断是否成立首要的问题就是对双方意思表示做出解释。因此,此时须判断双方意思表示是否一致。一旦根据意思表示解释得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从而成立合同之后,解释就转变为合同解释问题,即通常要按照客观解释来确定合同的具体内容。因此,鉴于意思表示的解释在合同成立时所具有的独立存在价值,可以将其放在合同订立一章加以规定,而无须像德国法那样在总则中做一般规定。
 
  这种区分说观点并无十分坚强的理由。首先,以成立作为两种解释区分适用的界点并未妥当。因为,意思表示作为一个独立存在要素,其在合同(法律行为)成立前与成立后都同样地客观存在着。也就是说,所有意思表示要素,除非系在合同成立后才做出的补充约定,否则都是在成立前做出的。这些意思表示一旦做出后,无论其对成立发生影响还是对成立不发生影响,其作为意思表示的内容都不会改变,对其内容的确定,都是采用同样的标准去判断获得的。因此,不会存在成立前采用一个标准去判断它,而在成立后采取另一个标准去判断的差异。其次,合同成立与否的判断毋宁是经解释确定含义后对两个意思表示所做的比较,即是通过对两个独立经由解释所确定其含义的意思表示的比较,得出的意思表示是否一致。此时的比较所关注的,主要是合同成立要件中的必备要素(我国《合同法》第14条第1项所规定的“内容具体确定”),其他非必备要素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也同样有效,而与合同成立前成立后无关。可见,当事人是否达成合意,都是对意思表示做出解释后所得出的判断,而不是意思表示解释与法律行为解释的差别所产生的。最后,其实也并不存在一个合同成立后即采用客观解释标准的一般规律。是否采用客观标准予以解释(规范解释),并非以合同法律行为的成立作为标准。根本性因素还是在于意思表示做出时对善意受领人的保护问题。换言之,即便是对成立的合同来说,也存在无须采用客观标准的情形,因为只要双方在做出意思表示时主观上都明知某一确定的意思表示内容,则该意思表示即会按照主观标准得出。
 
  以上分析可用拉伦茨教授的苹果例来做更直观的观察:客户在店铺向售货员说,“请给我1公斤苹果”。此时,双方合同是否成立?赠与还是买卖(合同类型)?如何判断意思表示的拘束力? 显然,作为双方法律行为,我们需要将双方的意思解构成要约与承诺两个意思表示来考察。如果商铺做有标识价格的标签,其标识及货物陈列行为就是要约,相当于店铺主在说:“此处陈列的苹果以标签价格出售,以现存数量为限,具体数量由客户确定。”客户的话语就是承诺,客户确定了1公斤苹果。但是,客户并未明确价格。这就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客户希望是无偿的,二是希望有偿获得。具体如何理解需要通过特定交易场景来判断。在专门以买卖为业的店铺,显然所有陈列商品都是出售的,客户应知此习惯。因此在其无特别表示时应按照场景解释,其有有偿获得的意思。有偿的具体标准在存在价格标签且已明示标签时,应解释为客户未提出异议时是接受标签价格的。据此,两个意思表示的含义经解释,清楚一致,合同成立。合同性质系买卖,且符合认真对待的接受拘束的意思(我国《合同法》第14条第2项)。相反,如果缺乏上述相应情景,比如“客户”系一个乞讨人员或是一位企业拓展训练中的学员,他们都是希望无偿获得别人的生活资源。这样,从“客户”角度看,“客户”的意思表示中仅有希望转移物品所有权的意思,却无法解释出他们有店铺意思表示中所要求的有偿意思,因此两个意思表示不一致,法律行为无法成立。由此可见,无论是成立与不成立,被解释的具体对象都是意思表示。意思表示的含义经解释获得一个确定的含义,然后将其对比,看其是否一致,从而得出双方法律行为(合同)是否成立以及具体内容是什么。
 
  其实,从概念发展的逻辑上也可以看出,意思表示的解释与法律行为的解释无法做出区分。就词语的构成来说,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正如《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理由书》所指出的那样,“意思表示可以被理解为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一般而言,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这两个表述被作为同义词使用。之所以选择意思表示这一表述,是因为意思表示本身居于首要地位,或者意思表示仅被作为法律行为构成要件的组成部分予以考虑。”温德沙伊德也毫不迟疑地认为,这两个概念含义完全相同。这也是德国的通说。毫无疑问,以此为基础扩展的概念——意思表示的解释与法律行为的解释,自然也应有着本质上相同的含义。
 
  德国拉伦茨教授在其《法学方法论》一书中也从形式上区分了意思表示解释与法律行为解释,因为其在第四章的第四节中以“意思表示的解释”为题,并在以下论述分别以“确定法效果的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的解释”作为第1、2款的标题。并且,初看起来,这一区分是以法效果与解释的背景(情境)、补充解释作为标准的。但是,拉伦茨教授在实质上并未严格区分此二解释概念。因为,拉伦茨教授在第1款中主要论述的是意思表示效果方面的解释,即什么是法效果(第1段)、契约拘束力(第2段)、契约类型的判断,最后举买苹果事例予以说明(第4段);在第2款“法律行为的解释”中,他进一步解释了有受领当事人之间的主观意思表示一致的优先性与规范性的意思表示一致(第1段)、有受领意思表示解释中需要考虑的情境(第2段)以及补充性契约解释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第3、4段)。其中,在第2款中,拉伦茨教授即采用“假使当事人对意思表示在法律上的标准意义有争议,法院就必须对它作解释”这种表述方法。此后他也多次使用意思表示的解释概念。可见,拉伦茨教授的形式区分,从一定意义上说可能是为了迁就《德国民法典》已有的形式区分,但鉴于实际上并无严格区分的可能性,在具体论述时,他还是将二者混合使用。
 
  分析至此,可以做出小结。法律行为的解释与意思表示的解释本质相同,概念功能相同,差异主要在于着眼点的不同。意思表示着眼于个别,而法律行为则同时着眼于抽象。但是,通过扩展与回溯,二者都可以涵盖相同的适用范围。意思表示的合致(consensus)并非解释问题,而是解释后的后果对比,本质上不属于解释的范围。
 
  我国未来民法典不应在这两个概念上做出区分,至于采用何种表述方法,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意思表示作为更具体的事实构成要素,无法被法律行为所取代;同样,作为抽象概括的法律行为概念也有其表述上的方便性。作为技术性的选择,将其保留为含义本质相同而交叉混用的状态,不失为一种实用的态度。
 
  四、法律行为解释规则的构造
 
  法律行为的解释在本质上是探究与确定法律行为的含义。制定法如何规范抽象的解释规则,是解释规则的构造问题,它也是一项立法技术。
 
  (一)解释的对象与目标
 
  解释应以确定解释对象为前提。解释对象(Auslegungsgegenstand)是构成表示的具体行为或者具体表达。如:打电话、书面材料、点头以及可推定的默示行为。这些都构成解释的文本。
 
  解释工作就是对解释对象含义的探明。显然,这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解释对象本身含义尚未明确时须予以探明,二是在解释对象之外仍须进一步确定法律行为的含义,以补足法律行为。前一种情形的解释是以存在一个具体解释对象为前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解释;后一种情形由于缺乏具体解释对象,此时构成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的漏洞,而非狭义的对象含义不明确问题。因此,广义的意思表示解释还须包括此种在无解释对象情形下对当事人意思的探明,这就是后文所说的补充解释,即对法律行为漏洞予以补充的解释类型。
 
  针对解释的对象,首先应确定解释的目标,即解释者意欲往什么方向去解释。不同的利益状况决定着不同的解释目标。这一利益状况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真实意思,二是有无受领人。无论如何,在法律行为中,如果当事人有真实意思,且该真实意思的存在不损害他人,该意思都首先应当得到尊重。换言之,也只有这种情形下的真实意思才是法律行为理论所须尊重与保护的。据此,我国现行法中很多“真实意思”的用语,比如《民法通则》第55条第2项、第58条第3项、《合同法》第54条第2款、第125条第1款,都需要通过法解释作出各种限制。这种真正的“真实意思”无论是存在于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场合还是需要受领的场合,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后一种情形下需要双方存在共同的真实意思而已。所谓“误载无害真意(falsa demonstratio non nocet)”即属于后者的事例。关于受领人(Erkl?rungsempf?nger)因素,是从意思表示时社会交往的安全保护角度考虑的。因为不存在受领人时,通常只涉及表意人自身利益或首先是表意人自身利益,比如设立遗嘱。此时,探究出表意人的真实意思并对其予以保护,是解释所应追求的目标。反之,在有受领人的情形下,就须更多考虑对受领人的保护,因为受领人此时处于被动的意思通知状态,他只能按照表意人运送意思时的表达方式来予以理解。在此之外的表意人内心意思无法被受领人获知。因此,表意人应对其选择的意思表示的表达方式或传达方式承担风险。只有这样,表意人与受领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秩序才能建立在合理的信赖基础之上。这也是意思表示理论中的信赖学说。在此基础上,对有受领人的意思表示,在解释时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探究出受领人人通常能够理解的意思,即解释时的受领人标准。
 
  受领人不同于相对人。因为,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并非都没有相对人,比如在悬赏广告情形中,如果对悬赏广告按照合同关系做法律构造,显然悬赏行为的完成人就是悬赏广告人的相对人。此时,悬赏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虽然无须受领人,但却有相对人,因此最终它会有一个相对人于悬赏人的义务完成人。
 
  (二)解释的类型
 
  法律行为解释从解释对象与解释目标开始。进一步认识,就是如何根据对象与目标展开具体解释规则。解释对象的情形千差万别,因此解释规则须分门别类,始克完善。任何单一的概括性规则,要么会因过于抽象而失去规范意义,要么则失之准确。因此,有必要首先沿着解释对象开始分类。解释对象是解释的起点。这一起点要么经过解释本身就能够显示出某种意思表示的含义来,要么该起点对所待确定的当事人之间所需要的规则毫无作用。前者我们称之为一般解释,
 
  指直接针对解释对象以探明当事人的意思。后者我们称之为补充解释(Erg?nzende Auslegung),是指通过对有漏洞的(lückenhafte)法律行为的补充,以使该法律行为得以完善、漏洞得以补充的解释。
 
  1、一般解释
 
  一般解释也叫简单解释(Einfach Auslegung),是以解释文本的存在及有意义性为前提。对此,需要根据当事人或当事人之间不同利益关系来确定解释目标。因此,鉴于意思表示有无受领人以及是否属于对社会公众做出的意思表示,一般解释可以再分为三亚类:自然解释、规范解释和社会公众解释。
 
  1)自然解释
 
  自然解释(natürliche Auslegung),是指从表意人角度,按其内心真实意思对意思表示所做的解释,即要确定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这类解释的目标旨在保护表意人利益,其主要适用场合是遗嘱等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对遗嘱来说,没有必要通过解释来保护其利益的受领人(Adressaten)。因此,在有疑义时,表意人的内心意思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规范解释
 
  规范解释(normative Auslegung),是指从受领人角度(Empf?ngerhorizont),根据客观的表示价值对意思表示所做的解释。其解释目标在于保护受领人,保护受领人的善意信赖。此时,对信赖保护优先于对法律后果意思所体现的利益保护。如前所述,这是由对风险的利益衡量所决定的:表意人在意思发布时应承担受领人能够理解的风险。当然,受领人也应承担尽到必要注意以正确理解表意人意思的风险。
 
  3)社会公众解释
 
  社会公众解释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解释类型,它横跨一般自然解释与规范解释之间,与二者均有部分重合。还用前述悬赏广告为例。这类意思表示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公众所作出的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在解释目标上与单纯的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显然不同,因为它也要考虑到类似于受领人的客观理解问题。但是,它与单纯的须受领的意思表示也不一样,因为,一是此时的确无须受领,二是解释的目标不一定是某一单个受领人的理解标准,而应是一般社会公众的理解标准。此外,这类解释与自然解释、规范解释共同的地方是,从解释对象上看,它又属于一般解释。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其作为单独一类加以区分。属于这类情形的,主要是票据以及无记名证券等。
 
  2、补充解释
 
  当事人自己通过法律行为为自己制定的规则,存在漏洞是在所难免的。为此就需要对其加以补救,即漏洞补充。补充解释,亦即漏洞补充解释,属于广义法律行为解释,因为此时的解释实际上已经超出当事人意思表示中“表示”所能涵盖的任何意思范围。因此,补充解释本质上属于当事人意思的创设(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是当事人意思的假定。创设或假定的目的在于填补当事人意思的漏洞(Lücke; gap),即其意思表示不完满的状况。
 
  补充解释应具备下列条件:1)意思表示存在或者合同成立;2)意思表示存在漏洞,即通过一般解释仍不能得出明确含义。因此,意思表示或者合同的存在,首先意味着不可对法律行为必备要素的效果意思做出补充;其次,对双方法律行为来说,意思表示必须一致(Konsensus)。
 
  (三)解释的方法
 
  明确了解释的对象与目标、区分了解释解释方法,并不等于得出了解释的结论。它们只是具体解释的前期准备工作。进一步的解释工作必须在前期准备基础上采用更具体的操作方法来实现。
 
  萨维尼提出的法律解释方法(标准)——文法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四因素,对法律行为解释也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只不过萨维尼的方法在法学方法论发展中被进一步完善为现代解释方法: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
 
  1、一般解释的方法
 
  法律行为的一般解释系以解释文本为对象,是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因此其所采用的方法与漏洞补充解释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一般解释中,从文意出发获取文本实际意义是解释的目标。为此,需要在不同场合下结合体系、情景、利益妥当性、交易习惯、法律行为的目的等予以确定。在对有受领人的法律行为做规范性解释时,则常常需要考虑到诚实信用及交易习惯。正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所规定得那样:合同应当按照像诚实信用并考虑到交易习惯要求的那样去解释。
 
  而且,对社会公众解释来说,所要考虑的当事人之间的行为情景就很少,更多地是考虑特定人群的社会公众通常会对意思表示做如何理解。
 
  2、漏洞填补方法
 
  漏洞必须予以填补(Ausfuellung)或者补充(Erg?nzung)。其补充方法不同于一般解释下的解释方法,因为这里虽然也会从文义出发,但最终是以否定文义的存在意义开始的。至于采取何种方法予以补充,争议最大的是任意性规范的适用是否属于漏洞补充。对此,理论上存在争议。在德国,主流的观点认为,任意性规范的适用不属于补充解释。因为,任意性规范只有在既没有法律行为的自身解释(简单解释)也没有法律对需要解释的问题提供答案的时候,才会予以考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也认为,此时不存在漏洞,而是当事人将法定的任意性规范默认为合同的基础。就方法论而言,这并不能令人信服。如果合同履行中没有适当的基于意思自治的规则可资发现,就到了意思表示解释的边界,不完全合同的补充解释工具就应该登场:就此而言,无论是补充的合同解释还是任意性规范,它们都是自治合同内容的补充工具,就这一功能来看,它们也是等值的——尽管存在着差异。因此,在方法论上应当严格区分漏洞确定与漏洞填补(通过任意法或补充的合同解释)。相反,如果过分地在方法论上先行,将可资使用的任意法直接用在这种区分之上,而不事先证明合同规定上的漏洞,漏洞确认将背负着补充解释与任意法规定之间位阶关系争执的重任。
 
  因此,本文对任意性规范的补充解释功能持肯定说。
 
  须注意的是,补充解释不同于我国《合同法》第61条规定的“协议补充”和“交易习惯”补充,因为后者分别属于法律行为本身及一般解释的一部分。
 
  在没有任意性规范时,法律行为的漏洞最终须采用合同目的及诚信原则予以补充。此时的补充性解释是借助对法律行为加以解释来为当事人创设客观规范,以填补契约漏洞,其所探求的是当事人明知法律行为未规定时其所合理期望的意思,即假设的当事人意思。因此,做这类解释时,假设的当事人意思应以当事人在如若知道漏洞情形会做出的理性表示或者约定作为出发点,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习惯来认定。对此,必须参酌各种情事,动机、交易习惯、利益状况等,而当事人所追求的合同或者意思表示的目的,则常可帮助判断。
 
  鉴于补充解释的危险性,为避免法官的意志绑架(richterliche G?ngelung),法院应严格限制此类解释。
 
  (四)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大致构建了一个法律行为或意思表示解释的基本结构:解释对象与目标、解释类型、解释方法。解释对象与目标决定和影响着解释类型;解释类型是解释对象与目标的分解;解释方法是实现不同类型解释的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解释对象与目标、解释类型、解释方法可以看做是一个不断走向具体的解释规则。但是,无论是哪种解释类型,解释的基础都是从文义开始,且也都不能拘泥于文义。不同类型的意思表示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方法。一般解释的方法就可能完全不同于补充解释的方法。
 
  五、对《民法总则》意思表示解释的评释
 
  我国刚刚于2007年10月1日生效《民法总则》第142条(以下简称“新规则”)规定了法律行为解释规则,这是新中国民事法律中第一次在民法总则的位置上规定当事人意思的解释规则。此前我国仅在民法内部的《合同法》(1999年)层面上规定有合同解释规则。这无疑具有更高位阶的规范意义。并且,与《合同法》中的解释规则相比,规定得更为具体、合理。比如,新规则根据是否存在相对人区分了不同情形,特别是新规则通过区分相对人有无,从字面上体现了解释目标所探寻的不一定都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这与《合同法》规定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新规则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以下结合前述理论梳理对这些不足做一简要分析。
 
  (一)受领人标准与相对人标准
 
  如前所述,受领人与相对人在概念上是存在一定差别的。新规则采用“相对人”的表述方法,并不准确。王泽鉴教授曾在其教科书中使用“相对人”的表述,但由于王泽鉴教授并未涉及对社会公众等作出的有相对人但却无须受领的情形,其所使用概念并无大碍。在面对更丰富适用情形时,“相对人”的表述就显得不够准确。况且,相对人概念本身主要是适用于各种对人关系之中,指与一个主体相对人的另一方,其与意思表示的接受方并不构成对应关系。因此,该表述宜改为“受领人”,并做相应内容调整。
 
  (二)文义解释与解释类型
 
  第142条的两款分别针对有相对人与无相对人,对解释对象——“词句”,规定了不同的态度:前者是“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后者是“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这一规定存在一定问题。
 
  概括而言,并不存在区别对待“词句”的解释标准。新规则区分有相对人与无相对人,无非是为了建立一套相应的客观与主观解释标准。但是,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其标准都不是对待“词句”的态度本身,而是是否适用受领人通常所应理解的“受领人标准”。在有相对人情形而采用客观标准时,此时的确需要首先从文义(词句)出发去解释,但只要在解释的同时还要结合相关条款等,“词句”的含义就是一个出发点而已。同样,无相对人时主要采用主观标准,此时也需要首先从文义(词句)出发予以解释,如果表意人所使用的“词句”并非其真意时,也需要根据解释情景去探究其真意。也就是说,无论有无“相对人”,都需要首先从“词句”出发去解释。这里的出发点是相同的,“词句”对当事人意思探究的意义也是相同的,并不存在差异。
 
  (三)解释的目标:主观意思(真实意思)与规范意思
 
  其实新规则区分有无相对人以及使用不同的措辞来修饰“词句”,其目的无非是想表达对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采用主观解释,有相对人采用规范解释。但是这一技术处理方法的效果并不理想。主客观解释目标的意思须通过深度的解释才能得出,可见其表述不够简洁、明晰。因此,未来民法典应放弃采用对“词句”修饰方法来表达主客观解释标准,而应采用更直接的表述方法。
 
  (四)类型的区分
 
  新规则虽对解释做了类型区分,但尚不完满。首先,补充解释与一般解释被混在了一起,需要做晦涩的解释才能发现,此其一弊;其次,类型中并未能够注意到对社会公众所作出的有相对人而无须受领的解释类型。
 
  当然,就解释类型本身来说,新规则也没能清楚地就一般解释内部的自然解释与规范解释做清晰处理。
 
  (五)解释方法与解释类型
 
  新规则在提及解释方法时,在有相对人与无相对人情形中平行列举了“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与通说所归纳的文义、体系、历史、目的相比较,这些列举也都有涉及。不足之处主要在于,这种更为具体的列举难免会出现遗漏。因为作为使解释对象的含义得以明确的解释手段(Auslegungsmittel),可能包含各种情形,如合同的谈判过程、宣传资料、交易习惯、语言习惯、时间和地点、职业、教育、当事人的来历(Herkunft)(是否为外地人)等。因此,作为解释方法的表述,还是以再抽象些为妥。
 
  六、结语
 
  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在总则中抽象规定法律行为或意思表示解释规则,无须区分法律行为解释与意思表示解释。在设计解释规范时应把握解释的对象与目标、解释的类型与解释的方法三个规范层次。首先,解释规则应明确解释的对象与目标,再按照一般解释与补充解释的结构来设计规则,在一般解释之下区分为自然解释、规范解释以及对社会公众所作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三种子类型。同时,关于解释方法,未来民法典应放弃具体列举解释方法的做法,改采用更为抽象的解释方法表达形式,以更好适应各种解释情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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